诸如《百家讲坛》这样的节目培养的是学者型明星,而不是学者;它们提供的是娱乐,而不是思想。悲哀的是,当快餐式文化成为潮流的时候,人们看不到真实的历史,也无法留下属于自己这一代人的传奇。
当速食文化成为潮流
有多少人在六七年前就收看过《百家讲坛》?想必统计出来的数字会少得让人吃惊。2001年7月9日,《百家讲坛》正式开播。当时,这档节目的定位是“文化品位,科学品质,教育品格”。至于它的文化味儿,从录制地点、主讲人背景就能窥探一二——节目录制多在大学讲堂完成,主讲人都是在各学术领域自成一“家”的牛人。第一个在《百家讲坛》中亮相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随后是李政道、丁肇中等学术名流,当然,也有过邹静之、张维迎等少壮派学者,总而言之,他们都是在各学术领域自成一“家”的大人物。“当时的《百家讲坛》是靠高水准的学术专家来保证学术性的。”《百家讲坛》第二任制片人聂丛丛说。可以说,那时的《百家讲坛》俨然一个严肃隆重的学术殿堂。然而,开播之初,节目的高水准、高品质却并没有吸引到大批的忠实观众,相反地,较强的学术性将众多喜欢文化的朋友拒之门外——它的收视率异常惨淡,最低时只有0.02%。
转机出现在清宫戏最走红的那几年——举凡《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等无一不是采取了“戏说”清史的路子。2003年是《百家讲坛》最困难的时候,节目总体收视率最高端为0.2%,最低端几乎为0,但随后,主讲人阎崇年的《清十二帝疑案》创下当时科教频道的最高收视率0.57%。据说,讲完努尔哈赤,阎崇年闹了点“口吐白沫”(讲的时间太长,又没有喝水,嘴角时时泛起白沫)的小花絮,这让《百家讲坛》的编导们看到了成功的曙光。从那以后,《百家讲坛》真正开始节目化运作,开始注重主讲人的表达能力而非权威资历,开始注意内容编排上的起承转合与包装。它的3个策划组不约而同提出了放弃“百科全书”,重点强化历史文化选题。于是,2004年,大批历史文化专题推出。
事实上,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铺垫,才有了日后借《百家讲坛》脱颖而出的易中天、刘心武、于丹等“明星学者”。当然,随节节攀升的收视率而改变的是更多的人对这档节目的认知——它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学术殿堂,而是触手可及的速食文化。
现在,快餐文化就像是一个入侵者,渐渐侵袭着人们的生活。对于它,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持赞同观点的人看来,速食文化是伴随着生活脚步、工作节奏的加快而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不能一概说成是垃圾。至少,它可以让人们在一次性的鸟瞰中浏览到很多没有必要深究却应该知道的东西,也可以帮助人们在每天多如牛毛的新闻发布中掌握到有用的信息和机会。
不能否认,如今,许多人是在网络的陪伴下长大的,他们听MP3、玩游戏。至于学术的严谨精神,对他们而言,那是一件太过遥远的事情。更多的时候,这些人需要的确是一种快餐式的文化。诸如《百家讲坛》这样的节目培养的是学者型明星,而不是学者;它们提供的是娱乐,而不是思想。搞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发生“十博士联名抵制于丹”、“好事者为《百家讲坛》挑错”的事情。然而,客观地说,尽管速食起到了普及文化的作用,但却难免有不够专业、不够深刻的问题。当快餐式文化成为潮流的时候,人们看不到真实的历史,也无法留下属于自己这一代人的传奇。
事实上,语言文字不但是文化的基本载体,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至于英语,它只是人们了解世界的一种工具,而汉语才是中国人真正的根。
当保卫汉语成为战争
因为写错字而失去了一个好的工作机会,小苗为这事儿懊恼至今。事实上,与她有着类似遭遇的都市白领还有很多。记者曾经做过一个小调查,请身边10位学历在大学本科以上、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朋友写出“罄竹难书”、“鳏寡孤独”两个成语。结果,无一人能够完全写对这8个字。现实就是这样!如今,大多数白领习惯了“无纸化”工作:浏览网络、发邮件、整理文字资料、书写文稿不需要动笔,随之而来的是“提笔便忘字”、“下笔就错字”。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是,相比对于母语的陌生,越来越多的人对英语的使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这并非耸人听闻。近些年,在国内掀起的几近走火入魔的英语学习狂潮与中英文混用的流行风潮极大地冲击了汉语。早在2004年,一份来自英国的资料就显示,借助中国的“英语热”,英国英语教学年输出利润分别占到了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和出口额总额的4%。换言之,英语已经成为英国赚取外汇的龙头产品之一。有人甚至预测,在未来20年内,中国流利使用英语的人数将超过全世界母语为英语的人数。更新的数据表明,目前,中国各层次的外语在学人数已近5000万。全国设有英语专业的院校已经达900多所,其中,设有英语本科专业的有600多所,英语专业硕士点达200多个,全国在学的英语专业人数为80多万。专业英语四级、八级考生人数增长迅猛。以2007年为例,参加专业英语四级考试的人数约26.7万,八级约16.3万,总计约43万,预计2008年的考生接近45万,这之中,参加八级考试的约有18万。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然而,要想成为最贵的人才,首先要成为语言精英——社会上很多人将精通英语的人戏称为“精英”。于是,各种学费不菲的英语培训广告铺天盖地,许多孩子从母语还说不利索的年龄就开始学习英语,更有甚者,一些准妈妈在怀孕的时候便以英文歌曲作为胎教音乐,并且郑重其事地说:“这是为了培养孩子的语言天赋,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采访中,一位小学语文老师这样说,一些学生在写作文时夹杂了英文单词,父母得知后非但不生气,还高兴异常。因为在他们看来,生活在中国,还愁学不好汉语吗?只有让孩子尽早地学会一口地道的英语,才能为他(她)的前途“上一道保险”。的确,想拿学位吗?想升职吗?先过英语等级考试吧!眼下,汉语被冷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就连在大学校园中,语文都成了选修课,冠冕堂皇地被英语取而代之。“其实,在实际工作中,我根本就用不上英语。”许多白领坦言。然而,英语却始终是遴选人才的硬性标准,有许多优秀人才就是倒在了英语大门外。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汉语与英语的地位难免本末倒置——很多人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却写不出像样的中文。难怪作家王蒙曾经冒着被一些人指责的危险,痛心疾首地公开呼吁,由于英语、拉丁文在国内的普遍使用,使得中华母语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伤害,面对母语危机,全球华人要起来保卫汉语,展开一场保卫战,“遗失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精髓与汉字原形,我们成了数典忘祖的新文盲。”
事实上,语言文字不但是文化的基本载体,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至于英语,它只是人们了解世界的一种工具,而汉语才是中国人真正的根。
在利益诱惑的面前,文化的原生力量变得微乎其微,真正火爆的还是它的衍生价值。
当文盲变身商人
这是一个绝对能够被称为“大手笔”的举动——为将黄帝故里景区打造成全国一流精品景区,郑州市和新郑市计划投入3.5亿元进行改扩建,其中,一期投入1.1亿元,涉及拆迁、改建、改造等大小工程15项。如此力度不可谓不大,因为新郑市2006年的财政收入也才有7.3亿元。然而,这背后不只有缅怀先祖这一单纯的动机。“我们要向陕西祭陵、山东祭孔活动取经。”郑州市的领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毫不讳言,“比如可设民间主祭人,拿出若干点火上香、敬献花篮的名额面向海内外企业界进行市场化操作。向来宾馈赠的礼品,也可用出售冠名权的方式,由知名品牌公司承担。郑州市、新郑市还在研究拿出几块地方,设立‘敬仰林’、‘子嗣林’、‘功德碑林’,并规范运作,融公益性与营利性为一体。”更为准确的说法是,政府高调介入的正是日益为人熟知的“祭祀经济”——炎黄子孙遍布全球,他们一刻也没有忘记故乡热土,寻根谒祖业已成风。全国各地因时而动,大打寻根祭祖牌,变文化资源优势为现实经济优势,衍生出了蔚为大观的“祭祀经济”。“这其实是抓住文化遗产热这个机遇,大力提升城市形象与招商引资的一种方式。”一位地方官员说。借助文化这张牌“跑马圈地”,这已经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的重要工作思路,没有人愿意落后。
事实上,炙手可热的祭祀市场也没有让这些人失望。1992年黄帝陵开始一期整修,投资8000万元。1997年竣工后,黄陵县的旅游收入较1992年增加了5倍。2002年黄帝陵进行二期整修,投资2亿元。2007年,黄陵县的旅游景点收入达到5000万元,旅游综合收入达1.75亿元。除了直接提升旅游收益,拜祖活动还搭建了一个引资平台。于是,一个“牛郎织女”的故事,六个省在争;一个“梁祝故里”的传说,十几个城市虎视眈眈;一部《三字经》,引起广东顺德和浙江宁波两地的“争斗”。而自从尝到“申遗”带来的甜头后,很多地方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发财思路”。只要“申遗”成功,便像可以守候在“提款机”边,就等着大把大把地接钱了。因此,先申报项目把“坑儿”占上再说,许多“申遗”就这样纷纷出笼……
仿佛一夜之间,昔日少人搭理的“文化遗产”就在神州大地变成了香饽饽——在利益诱惑的面前,文化的原生力量变得微乎其微,真正火爆的还是它的衍生价值。
现代人是不是太过依赖技术了?答案似乎不言而喻。当搜索成为生活方式,当剪贴成为工作习惯,当GOOGLE一代成为社会主流,人们渐渐地丧失了原创的能力,甚至思考的力量。
当GOOGLE一代成为主流
何谓“GOOGLE一代”?按照流行于国外的解释,即1993年以后出生的“剪贴一代”。他们利用搜索引擎做浅层的搜索,却不会去做纵深研究,而且还学会了抄袭。由伦敦大学的研究团队所进行的调查表明,尽管这些年轻人从表面上看来非常轻松,并且对计算机相当熟悉,但他们过分依赖于搜索引擎,浏览多于阅读,没有分析和判断能力去评价自己在网上找到的信息。
坦率地说,翻译过来的“定义”难免拗口、艰涩,但倘若你留意一下身边的人,就会意会“GOOGLE一代”的内涵,而且你会惊奇地发现,在国内,这样的人群正在逐渐扩大,而且早就不只限于1993以后出生的人了。
匆忙地东点西点,不耐烦地在众多网页中检索关键词,一旦遇到一个收获便心满意足地结束寻找过程,这就是今天流行于互联网上的检索方法——迅速,表面,尤其是不对找到的信息进行准确的审核。至于检索之后的工作,似乎更为简单。如果在大范围内做一次调查,问题只有一个,什么是你掌握的最为熟练的计算机操作技术?想必调查结果会让许多人跌破眼镜,不是office、photoshop,而是简单至极的在“Ctrl+C”与“Ctrl+V”之间的切换。现代人是不是太过依赖技术了?答案不言而喻。
然而,这样的做法带来了可怕的后果。当搜索成为生活方式,当剪贴成为工作习惯,当GOOGLE一代成为社会主流,人们渐渐地丧失了原创的能力,甚至思考的力量。于是,抄袭、剽窃之风日益盛行——从国内到国外,无所不及;从文字到创意,无所不包;从白丁到教授,无所不有。
仅以被称为“象牙塔”的清静之所——大学校园为例,有好事者根据媒体披露的抄袭和剽窃事件,总结出了高校学术抄袭的几种方法,“全篇搬用法”、“隐性剽窃法”、“化名抄袭法”、“署名抄袭法”、“拼装法”、“名编实抄法”、“抢先发表法”等等。不仅如此,就连短短几行的手机问候短信,人们也不愿意自己动手编写,而是要上网“download”。事实上,在这样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已经被稀释得没有一点温度了。
更为可怕的事实是,人们似乎已经对抄袭、剽窃之风感到麻木了,所以有人堂而皇之地说“快感消费不考虑对错”、“后工业化的网络时代,写作大量是复制和拼贴,这是现代文化消费市场的一个突出特点”……不难看出,“当GOOGLE一代成为主流”这个话题的确不是杞人忧天,而国人对抄袭、剽窃行为的“宽容”让人在忧虑之余更觉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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